抉擇: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Jue Ze :1949, Zhong Guo Zhi Shi Fen Zi De Si Ren Ji Lu]~推薦!

作者:傅國涌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09/12/3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280元

ISBN:9789868563254
叢書系列:八旗歷史
規格:平裝/304頁/15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社會科學>政治>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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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簡介/書評/特色/摘要

不是失敗者的聲音,也非小人物的命運。
1949年的知識分子,面臨怎樣的抉擇,有著怎樣的心態?

  風起雲湧,大江大海。

  1949終於不可抗拒的來臨,大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或亦滄海之一粟,對於傅斯年來說,是準備歸骨於田橫之島(借指臺灣),對於沈從文而言,是『燈火已熄,船慢慢下沉,一切如自然也如宿命』,對於胡風而言,確是『時間開始了』,盡管他旋即陷入牢獄之災。不管怎樣,他們皆需面對不一樣的抉擇。

  本書選取不同年齡、不同政治傾向並做出不同選擇的12位知識分子,從其1949年的私人書信和日記中讀取其或痛苦或彷徨、或矛盾或歡欣的時代抉擇。透過私人記錄,呈現出宏大的歷史敘事所遺漏的真實一面。而剎那間的抉擇,歷史和個體的命運從此橫跨兩岸,濤聲依舊,人事皆非。

  12位傳主分別是自由派學者傅斯年、胡適、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作家沈從文、見過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中國五位第一號人物的出版家(商務出版董事長)張元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始人、被視為中國摩根的陳光甫、鴛鴦蝴蝶派作家包天笑、氣象學家兼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文革前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而入獄的文藝理論家胡風、唯一敢稱呼毛澤東為『老毛』的天真爛漫的革命詩人柳亞子、以及浮出水面的中共地下黨、著名劇作家夏衍和《文匯報》、《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

本書特色

  【1】借助於私人記錄真實還原那個特定年代的歷史心理。

  【2】披露許多我們不曾知道的細節、典故和故事。如1949年4月1日愚人節,臺灣各大報紙紛紛刊登愚人新聞,如梅蘭芳來臺、吳稚暉拜訪張學良、顧正秋暈倒在浴池裡等。包天笑日記中寫道:『其實中國人正天天過愚人節呢。』之類的典故。

  【3】本書既呈現深切的史家筆法,也具有珍貴的資料價值。

作者簡介

傅國湧

  著名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亞洲週刊》的時評家。研究方向是20世紀中國的言論史、知識分子的命運以及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變遷。著有《歷史深處的誤會》《影響中國的近代實業家》、《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轉型的臺前幕後》等書。

  傅國湧的寫作獨樹一幟,龐雜的史料鉤稽與高度的現實關切水乳交融,平靜的史家調子裡,暗淌著焦灼與隱痛的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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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目錄/大綱/內容概要

前言
第1章 傅斯年:歸骨於田橫之島
第2章 胡適:忽值山河改,根株浮滄海
第3章 梁漱溟:最後一個儒者的靜與動
第4章 沈從文:文學祭壇上的悲劇標本
第5章 張元濟:老商務遭遇新問題
第6章 包天笑:第三只眼看鼎革的鴛鴦蝴蝶派
第7章 陳光甫:中國摩根的疑慮和彷徨
第8章 柳亞子:革命詩人的牢騷和天真
第9章 竺可楨:不登國民黨之船的科學家
第10章 胡風:1949,時間開始了……
第11章 夏衍:書生從政,野馬也需戴轡頭
第12章 徐鑄成:適應新政,大公報人多感慨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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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序/前言/推薦/心得

前言

  一九四九年的時代大變動固然也在楊剛、子岡、浦熙修她們激揚文字的通訊中,在李普他們筆墨飽滿的報導中,在胡風等人澎湃的詩行中,但這些當年公開的文字呈現的只是大時代興奮、激動、熱烈、歡呼的一面,我們從中幾乎看不到身處大時代的人們,他們個人內心的嚮往、情感,對陌生的未來的疑惑,以及命運的起伏,看不到他們私下的評判。日記、書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憶)這些私人記錄袒露的正是個人當下的心跡、他們思想的脈動,喜怒哀樂、悲歡愛憎盡在其中,沒有遮掩,沒有虛飾。他們的私人記錄也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經過無數的白雲蒼狗,多少世代變遷之後,人們依然可以透過這些私人記錄靠近歷史,帶有生命個體的體溫,他們的悲傷和喜悅、快樂與哀愁、憧憬與彷徨……

  寫一本關於一九四九年的書,我最初生發這個念頭,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剛剛讀了蔣經國一九四九年的日記《危急存亡之秋》,這是失敗者私下的記錄、心靈的獨白,與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辯白、言不由衷的對外言說不一樣,這裡有失敗者內心世界的真實袒露,有他在政權覆滅之際的痛苦,有對故土銘心刻骨的眷戀和無可奈何的告別,有對權力浮沉的反省,有對敗亡原因的思索與探究……特別是四月二十五日蔣氏一家淚別故鄉溪口時的情景,在蔣經國日記裡有生動的記錄:

  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盧【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每次讀到這段日記,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電影中曾出現過的一個鏡頭,蔣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島的軍艦上,蔣介石的孫子背誦南唐後主李煜的那首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那一刻,縈迴在蔣氏家人腦海裡的恐怕只能是這樣的詞句,至少符合他們內心的真實。我還沒有見到蔣介石一九四九年的日記,從他兒子的日記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蹤,更可以看出其心情,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悲涼之霧。

  與此相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毛澤東沒有日記,但有他留下的書信和詩詞為證,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和天安門城樓上揮手的姿態、與「毛主席萬歲」遙相呼應的「同志們萬歲」一同彙入了歷史的洪流: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陸續讀到了勝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記,《陳賡日記》(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有他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到六月十六日的日記,詳細記錄了這位儒將從河南漯河揮師南下、橫渡長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軍旅生涯,其中有許多生動的細節,四月二十五日,「大雨如注,部隊仍向南挺進。沿途所見,人盡泥飾,走路如扭秧歌,歌聲,叫好聲,跌交聲,混成一片,情緒至為高漲,雨亦不足以掃其興。尤其沿途敵人遺棄之輜重、車輛、大炮,到處可見,更使部隊高興。」這樣的文字超越了文學的想像,如非親身經歷絕對寫不出來。

  《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有他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一直到十月一日為止。謝覺哉是中共「五老」之一,他的日記為我們了解這個轉折的年代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記錄,比如四月二十七日,遊玩了一天頤和園之後,他在日記中說:「那拉后不搞海軍搞頤和園,今猶可供遊覽,如搞海軍,並無益於中國,只黃海底添幾條沉船而已。」(後來在其他人的日記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識份子也有類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七月七日,謝覺哉給周谷城回信,因為「周來信盼得選為政協代表」,他覆信表示「已將其材料轉籌備會」。

  楊尚昆當時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位置顯要,《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二○○一年版)記錄的都是勝利一方的決策內情、高層迎來送往的動態,比如一月十二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後秩序井然,就是一個重要細節。比如一月二十日華北局、華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說話內容還好,表示與我黨之間無距離。」楊剛、吳(日含)、楚圖南、胡愈之等發言,「一般政治態度均好,表示願與我們一致,把革命進行到底,警惕蔣美陰謀,在革命陣營中搞反對派。」可惜他一九四九年的日記只到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這一年中發生的大事。

  在失敗、流亡的陣營中,王世傑一九三八年之後的日記比較完整,臺灣也出版過影印手稿本,遺憾的是一九四九年這一年他卻沒有留下日記。

  當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國在華人士的日記,臺灣《傳記文學》第二十四卷第六期曾刊載過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的「百日日記」,從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易手到八月二日他飛離南京止,這一百天內司徒雷登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通過他在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等特殊關係與勝券在握的中共有過接觸、溝通,他的日記與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相互參證,可以揭開當年許多外交秘聞。美國漢學家德克.博迪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正在北京訪學,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見證了大時代的風雲,《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收入東方出版中心二○○一年出版的「走向中國叢書」)有許多值得我們重視的記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寫一本一九四九年的書,透過不同的人所記的日記復原時代的記憶,書名就叫做《一九四九年:日記中的中國》。大約幾年前的春天,我和一個朋友在西湖邊的蘇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說出了這個想法,朋友認為很好,值得去做。之後,我便繼續留意收集有關的日記,前後大約找到了二三十種。到了二○○二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寫一本全面反映一九四九年變化的書,憑現有的準備和材料是不夠的。

  究竟有多少人對新政權依舊抱有敵對態度?這一點當然無從得知。我所能說的就是最近我所聽到的對政府的公開批評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應邀出席了一次豪華的宴席,在座的還有七八位老學者。豐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來,席間的交談卻是一陣接一陣的牢騷和批評。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論被登在報紙的顯著位置,可是在宴會上卻能聽到對他們的諷刺,「機會主義者」這個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間被提及。新的左派學者更是遭到了尖銳的批評:某某人的風格不夠高雅;某某人的學識太淺薄,等等。

  當我在德克.博迪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讀到這段話,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寫一本《一九四九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畢竟留下日記最多的還是知識份子,他們的命運、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們在巨變中的心態意緒,他們在新政權和舊政權之間的選擇,他們對自身和對時代的認識……都是饒有趣味的題目。

  最後我選定了不同年齡、不同傾向並作出了不同選擇的十五個知識份子,這些獨特的、不可複製的生命個體,無論他們作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他們的學問、才情、人生經歷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們的私人文字都真實地記錄了歷史,把握了那個大變動時代的脈搏,以及他們各自作出的人生選擇。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僅有官方的正史是遠遠不夠的。宏大的國家化記憶固然不可迴避,但歷史同樣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帶有個體溫情的私人記錄。這不是什麼「野史」,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這些帶有個體生命體溫、他們的淚與笑、他們的猶豫和決然的私人記錄,我們的歷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對我,這只是一個嘗試,如果能對讀者朋友有所啟發,那我就很滿足了。我將永遠感謝讀者、出版者和所有關心、幫助過我的人們。沒有你們,或許世上就不會有這樣一本書。

二○○四年十月十八日杭州耶穌堂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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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868563254
叢書系列:八旗歷史
規格:平裝/304頁/15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社會科學>政治>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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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歸骨於田橫之島

一九四八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相對淚下。

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介石心中遷臺之意早就萌生。此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而十一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已遷到臺灣楊梅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淒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臺大將一九四五年光復之日算作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第四年的校慶。他之所以能把臺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不僅取決於他的幹才,和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繼承北大傳統,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

他堅決擯棄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工具主義大行其道,重溫傅斯年斯人斯言,不禁讓人黯然神傷。他還倡導簡樸的學風,他到臺大的第二個學期,九月二十八日,發布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

對有錢人子弟以臺大為跳板出國,他認為這是浪費教育資源。

此時國民黨政權尚未遷臺,對學生的思想鉗制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為什麼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卻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有人說起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從不贊同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

自由學風,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令人嚮往。當年的臺大學子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臺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這在此前和傅斯年謝世之後,都是不可想像的。二是臺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當局頭疼不已,因為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臺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麼,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臺大,一切也就變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臺大「優待共產黨」,一是臺大教授李霽野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突然離校,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張姓副教授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黨份子或親共份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異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產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七月十四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並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迄今讀來,仍迴盪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汙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為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產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

ISBN:9789868563254
叢書系列:八旗歷史
規格:平裝/304頁/15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社會科學>政治>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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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博客來BOOKS網路書店]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ap/products/0010456342?utm_source=ap&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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